第173章 言官也是双刃剑
朝堂上的争论,张璟也是午后在军器局听到的。 不过,虽然张璟对于东林党人早有猜测,知道他们绝不会轻易让熊廷弼起复的,但还真没想过他们会胡搅蛮缠成这样。 虽说历史上,熊廷弼起复是东林党同意的,但那也是东林党的权宜之计,毕竟党内无人可派了,就是起复熊廷弼,东林党内部可也是走了一番波折的,也不是立即就同意的。 终究,辽东经略这个位置,但凡有点想法的人,谁不眼馋? 后来,正经东林党人出身的王化贞的出现,不就验证了这事? 东林党人毫不犹豫把他们刚刚提拔来的熊廷弼架空,转而提拔王化贞了,这才之后的广宁大败。 总的来说,熊廷弼入京后第一次朝会还不错,起码东林党人没能一言堂把这事压制,当然,这里面熊廷弼最应该感谢的,自然是方从哲了。 张璟想都不用想,能这么无形之中,摆了东林党人一道,还差点让熊廷弼起复成功的人,不是方从哲,还能是谁? 毕竟,方从哲早和张璟打过招呼,甚至还将姚宗文等人介绍给过他,而他话里也透露了些他要和熊廷弼合作的意思,所以这么一想,这件事的背后指使,也只能是他。 只是,方从哲当时说过要张璟去保姚宗文等人不丢官,张璟从现在朝局来看,似乎现在根本也扯不到他们的罪名,也不知方从哲是怎么想的,大概是希望张璟帮忙,能为姚宗文等人,多上一层保险吧! 张璟心里如此想着,真是要感谢大明的言官制度,否则,以他现在的能量,还真不知道他该怎么去救姚宗文他们。 毕竟,姚宗文他们,身为东林党人的政治死敌,一旦朝会上姚宗文他们的罪名被确定了,张璟毫不怀疑这些东林党人会使出不择一切的手段,把这些非东林党人,一个一个的打倒。 而这就是明末的党争,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,同乡之间相互抱团,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、排挤,发展到后来变成“为了争而争”,事事都要攻讦一番,而这样相争的结果,自然相当惨烈——失败者几乎都被处以极刑,死于非命。 想到这里,张璟对于言官制度高兴的同时,也是恨死了这制度。 毕竟,若是没有这制度,真实历史上,大明出现党争的可能性,就会少得多了。 言官,在大明可有其他的好称呼,又称“谏官”“谏臣”,以向皇帝“风闻言事”、“直言规劝”为主要工作内容,职业就是反映问题,说对了有赏,说错了也没关系,不必承担任何“妄议”的责任。 当然,言官并不是朱元璋首创的,这东西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。 只不过,官职叫法不同,春秋时期,齐国有“大谏”,赵国有“司过”,其实都属于言官性质。 而战国时期自沉于汨罗江的屈原,他屡次向楚怀王提出反对意见,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自己,与世风格格不入,而是因为他所担任的楚国“左徒”一职,也属于言官,向君主提出意见,实乃他的职责所在。 之后,历朝历代,皆设有言官。 汉朝有谏大夫,唐朝有左右拾遗,左右补阙,宋朝有司谏,正言,后又设置谏院,设左右谏议大夫统管,名臣包拯,就曾“知谏院”,以言官之便,多次弹劾权贵,并由此获得了皇帝的赏识。 以往,对于言官,如果是毫无证据的“妄议诽谤”,朝廷和君主还是会治罪的。 不过,到了宋朝后,因为朝廷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,与士大夫共治天下,成为了宋朝延续的根本。 再加上,宋太祖建立宋朝,曾在建隆三年,立下誓约。 誓约里的内容共三条:一是“柴氏子孙有罪,不得加刑,纵犯谋逆,止于狱中赐尽,不得市曹刑戮,亦不得连坐支属”;二是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;三是“子孙有逾此誓者,天必殛之”。 第一条誓约是宋太祖因为欺负柴家孤儿寡母,夺了柴家江山,害怕受更大骂名而立誓做好人外,那第二条誓言便是提升文官和其言事的。 其中,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,否则必遭天谴。 这誓约后来自由宋太祖设立开始,便一代一代帝王,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,直到宋亡。 不得不说,因为这誓约,宋朝士大夫过得很好,言官也很幸福。 然而,也正是因为言事的“不需要负责任”,等到宋朝变法时,言事就成了改革派和旧有既得利益者的互相弹劾的利器了。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,言事就是如此,它可以让君主广开言路,不受jian人蒙蔽,但也可以成为党争的主要工具,宋朝如此,而到了明朝,发展的更加彻底,党争也更加激烈。 开国皇帝朱元璋设立的明朝言官,其成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,品级不大,权力不小,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市井传闻,大到皇帝小到草民,看不惯就上朝奏报。 而且到了这时,言官只负责上书,对与错由皇帝自己判断,错了也不用负责任。 哪怕你说的只是你心里瞎想,没有实际事例证明,也都不需要你负责,简单来说,你想到什么,就能给皇帝上报什么,甚至有理有据的去骂皇帝,都可以。 而朱元璋之所以赋予言官这么大的权力,也是因为明朝初年,功臣勋贵满朝,朱元璋需要鼓励言官不断告状,好让他有理由去查功臣,达到他铲除功臣势力的目的。 不过,言官的制度化,规模化,虽然有利于君权集中,但如果一昧纵容言官,不去限制他们,让他们习惯无法无天的弹劾的话,时间久了,那就必然会出事情。 终明一朝,愈演愈烈的党争,就有这原因,言官在党争中所扮演的角色,就不低。 甚至于,可以这么说,若是没有言官,没有言官上书言事,不需要负责的制度,明朝的党争就不会到那种地步。